宫的心计 | 商业故事系列

   |    2017年2月8日  |   正能量故事  |    0 条评论  |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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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刚入行的警察,警校毕业不久,一个纯粹的“菜鸟”,带着文艺青年腔儿,每天端茶倒水买盒饭。有时候运气好,被老警察们叫过去一起办个案子,也是到现场打打杂、问讯的时候做做笔录,偶尔依照老警察们的吩咐,演演双簧,诱使嫌疑人掉入“囚徒困境”,赶紧招供。

也是在那一年,我离开了这个行当。

宫的案子,成为我的绝唱。

宫是被突然抓捕的,抓之前秘密调查了差不多两个月。宫被抓之后,我被叫进专案组专司做笔录、打酱油。

那段时间我的手机突然变成了热线,很多熟悉的和陌生的电话号码打来,有的是探听消息,有的是要对我进行“专访”;要不是专案组有纪律,我保不齐就被他们的甜言蜜语给蒙骗了。这是题外之话。

 

对于宫,我并不陌生。他是我们那座城市的大人物,知名企业家、首富、上市公司董事长。他的传奇履历,很多人都能倒背如流,我曾听过人们对他的称呼,有宫先生、老宫、宫总、宫董事长,偶尔我也会听到有人拍他的肩膀喊“小宫”。

 

宫当过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场残酷而惨烈的战争,曾被《高山下的花环》和《凯旋在子夜》记录过。宫曾在电视访谈中说,战争最惨烈的时候,他在茅坑边吃饭,在尸体边睡觉,听着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战友倒下。“我从来没有吃不下、睡不着的时候,”他说。我看过那个片段。那时候我没有感动,反而不寒而栗。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仿佛为了提供佐证,我记得他对那位漂亮的女主持人说,他虽然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虽然少言寡语,但一言九鼎。“我每顿能吃三碗饭,酒量至少一斤;我走路有些急,不熟悉我的人还以为我脚步踉跄,但事实上我走得又快又稳,跟我的公司一样。”

 

那场战争结束之后十几年,已经成为一名粮站干部的宫辞职下海。他给当年的战友发出了邀约。一些人投到他的门下,誓言与他一起战斗;一些人则婉拒了他的邀请。当中有人对此后悔莫及,也有人后来感到庆幸,也有人说若是自己当年接受了邀请,宫就不会出事了。

 

宫的战友后来全部成为了公司的高管,有的做了副董事长,有的做了副总裁。当中一位会记账的,当年为他们毙伤敌军做过记录;虽然走路一瘸一拐,因为面部受过伤而显得狰狞,却毫不妨碍他最终成为了CFO。这些人对宫的称呼与众不同,他们叫他“班长”,以示十几年前的袍泽之谊,如今依旧是维系他们亲密关系最牢靠的纽带。

 

宫的创业领域是农业,更确切地说是粮食,粗加工和深加工。这得益于宫的旧日经历,也是一种不得不做的选择:就如同俞敏洪创业,只能去搞英语;柳传志创业,只能去搞电脑;沈南鹏只能搞投资,袁隆平和李登海只能搞育种。这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也的确构成了他们的无奈。

 

又过了十几年,宫的公司从中小企业变成了大公司;宫也从小企业主变成了大企业家和超级富豪。有一天,宫的公司上市了,他一下子从我们那座城市的大明星变成了这个国家的大明星,经由镁光灯、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的传送,成为大时代的宠儿、梦想照进现实的践行者,以及各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桂冠拥有者。

 

然而这些遽然而至的光环才闪耀了不到半年,突然间便熄灭了,遽然而逝。如今他呆在看守所里,呆在审讯室里,对面是昔日见到他肃然起敬、笑逐颜开甚至受宠若惊而他却从未正眼看过的小警察。

 

有一天我们询问他,他始终缄口不语;偶尔蹦出俩字儿,也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们用尽了一切招数,也没能从他嘴巴里撬出一个有价值的字。最后我要他在笔录上签字。他接过笔录,一字一字地看完,然后重重地在上面按下手印。“你的字不错,”他递还笔录时说,“你很认真。”

 

那天晚上,我刚刚入睡,突然接到了组长的电话,说是宫精神极不稳定,在看守所里时而咆哮时而低吟。“他高声喊着要见见下午做笔录的那个小警察。”组长说,“你得去会会他,这是任务。”

 

我开车去看守所。小城市的夜晚,灯光已经黯淡,天幕显得尤其幽暗寥廓。我穿过一条条街道,穿过树影和烧烤摊,穿过压路机和塔吊,穿过整座城市。

 

对于宫的邀约,我的心中充满疑惑,也充满愤怒。一个犯罪嫌疑人竟然嚣张到了对办案民警指手画脚的地步,这成何体统!

 

至为关键的是,我是一个极易为突然出现的变化所困扰的人,很多人因此说我不适合做警察,就连我自己也相信这样的判断。宫侵扰了我的睡眠,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使我陷落到恍惚和烦恼当中。

 

穿过看守所的门墙,穿过幽暗的走廊,穿过我所有的烦恼与困扰……宫已经安静了下来,他显然确信我一定会出现。他脸上有着得意笑容,这使我更为恼火。我毫不客气地问他,带着审讯时的语气:“你找我来有什么事?”他说:“我只是想找个人聊聊。”我想起组长的话,强压心中怒火,点了点头。

 

“我想你对我的经历略知一二,”他说,并且不容我进行回答,“我其实并不想上市,上市对我惟一的意义就是让我的战友和老兄弟们尽快拿到他们的养老钱。我的那些老战友、老兄弟,很多人都是伤残军人和下岗职工,我一直觉得照顾他们是一种义务。”

 

“公司小的时候,大家什么事情都听我的;后来做大了,要上市了,就起利益冲突了。有的人觉得自己付出的多,跟我的交情深,想多要点儿股份;有的人觉得自己岗位重要,自己分少了,就闹情绪了。公司要上市了,却没有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觉得老班长给自己太多,对他们太抠门,不讲义气。”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他们并不知道,那时候我已对局面失去控制能力。我名下股份并不完全属于我,里面有暗股,也有代持,都是些有头有脸不能得罪的主儿。我成为了傀儡。我只是一个道具,一张皮影。我只负责在台前跳动和舞蹈,歌唱者另有其人,旁白者另有其人,操纵者另有其人。”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旧约·传道书》中的那段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我的联想毫无理由,莫名所以,或许只是一种情绪的共振。我对此感到羞愧,直到多年后我才相信这是一种对宿命的歉疚。“世上万事万物皆有其时。”

 

“你们说我财务造假,你们说我的CFO举报了我,要我认罪。我哪里知道我造没造假?对于数字,我一窍不通。至于我的CFO,充其量是个土会计,他连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说不清楚;他最熟悉的业务就是拿根树枝在地上画正字,统计我们毙伤了几个敌人。如果的确存在财务造假,那只有一种可能:有人手把手地教他在每一个表格中填数字。这事倒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那些中介机构为我们编织了谎言,也为我们预设了陷阱,而我们却因为无知而一无所知。他们偷走了我的钱,还把我送到了这个地方。”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我不相信你会对此一无所知。”

 

“我只是一个在水边行走的凡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大潮给卷走。我了解一切可能,却没有鉴别这些可能性的能力。我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希望这个评价日后成为我的墓志铭:宫先生是一个毫无心计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还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人。他只是偶尔会耍一下小聪明,并且从狡黠中自得其乐。”他说。

 

“资本市场如同一张渔网,我们都如同网中游鱼,被网住了,就只能认命;漏网了,就会获得永生。我们事实上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只要成功上市,我们就会获得时间,用时间获得空间,用空间获得金钱,用金钱创造奇迹,将一无所有变成无所不有。这是一个利益链条,只要我们能将每个桥段讲成一个完整故事,我们就会获得成功。不幸的是,我们只提供了段子,而没有提供故事。我们赌赢了序幕,却没有完成结局。”

 

 “我只是一个警察,”我说,“我关心的不是哲学,而是你的供述。”

 

“我只是自言自语。这并非口供。我只想找人聊聊天。太寂寞了,这么多年,太寂寞了。”他说。他闭上眼睛,不停地大口喘气。明天早上,我们将进行新一轮的较量。我们将会精疲力竭,尽管我们都掌握了大部分真相。

 

宫后来彻底坦白,对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要信息、伪造金融票证的事实供认不讳。他在庭审中说,公司上市有“政府推动”的因素,“财务造假”是受“高人指点”。 对于“高人”以及暗股和代持的拥有者,他却始终讳莫如深。他在最后陈述时哭了:“我真的后悔上市了,走上这条歧途。一个门外汉玩什么资本市场嘛!”

 

庭审记录显示,在公诉之前,宫曾写信给自己的老师,也是资本市场和农业领域的两位大佬,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捞自己一把。他没有得到只言片语的回应。他的一切在那时已彻底结束。

 

宫后来被判入狱,并且终身资本市场禁入。他的公司因之退市。一切曾经照耀过他和他身边人的伟大光环,如今都变成了黯淡街灯,只能在夜幕下闪耀昏黄的光。这些光亮曾经穿过整个城市,照亮了人们对希望的渴慕,如今它们却穿不过一条幽暗的街道,甚至穿不过一道围墙。

 

宫的案子结束后,我离开了这个行当。我确信自己无法承受在不断的变化中生活。我的确不适合警察这个职业。我在辞职信中写道:“我要像风一样自由。我回家养猪去了。”局长很爽快地签了字,并且预祝我创业成功,早早上市。

 

如今我已把自己养肥。我拥有一座小小的生态农场,悠闲而自由。我每天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吃饭、睡觉、养猪;猪们也每天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吃饭、睡觉、待宰。

 

我每天会巡视整个农场,看到猪们的欢叫,我感觉自己像个皇帝,有着巡视帝国的快乐。我发号施令,它们以欢叫回应。我供应它们,它们供养我。

 

生活充满了固定的欢乐。在每天巡视完农场之后,我甚至有足够充裕的时间来写几个这样的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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